据《商都县事情》和《商都县碑记》所提供的信息得知，商都建县的时间是民国七年（农历戊午马年）十月“谷旦”，换算成公元纪年，即1918年11月“谷旦”。“谷旦”是指晴朗美好的日子，旧时常用作吉日的代称。这个日子虽不很确切，却是商都人心目中一个盛大的仪式，因为这一刻商都县定格为历史永恒，归入祖国版图，从此有了自己的“户口”。我们应当把这个“谷旦”，牢牢记在心中，永久纪念。

关于建县的情况，《商都县碑记》给予了翔实说明。此碑现存放在县城水漩公园的一个华亭内，与《郭公新建商都公署》碑并肩而立，供人瞻仰。碑身为青灰色大理石，高2米，宽0.5米，碑首为鲜花簇拥的民国国旗，即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所定之红、黄、兰、白、黑象征“五族共和”的五色旗。底座为“霸下”。碑文为真书，计约700字。董玉书撰文，郭兰书字。内容为建县之历史背景、运筹过程和立碑初衷，其中对建县经过的叙述“简约而不简单”，为后人寄存了诚可宝贵的第一手信史。

商都之所以能建县，一是时任官员履职尽责、积极运筹的结果。二是商都具备了建县条件，即地势“四通八达，居中驭外，风气易开”。虽为“榛莽之野，却“半多沃壤”，具有明显的区位和地理优势。三是招垦设治已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主要表现是“领垦大段荒地之各公司、大户踊跃从事”，使七台“成聚成邑，蔚然一县城矣”，这为建县奠定了根基。可见，商都建县，是一项“设治启其端，建县竟其绪”的成熟之举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商都建立县治，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，因为县在国家行政中具有重要地位。从政治意义角度讲，县既是行政区划名，更是地方政权结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新缔造的商都县，“隶于国府、都统（特别区）、道、县之下也，行政用人系四级制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察哈尔特别区改为行省，十七年取消道尹（一道之行政长官），晋为三等县”。二十五年（1936），商都县被日本占领，虽维持县制不变，但沦为异族的殖民地。那么，从民国七年至二十六年的20年时间里，商都县是如何从历史的幕后走向前台，着力搞好县治建设的呢？

从特定的时代背景讲，这20年是民国北洋政府（也称北京政府）各派系轮流“换马”后被国民党南京政府取而代之的政局大动荡时期，受此影响，商都县前进的步伐不可能不受阻碍。诚如《商都县志·概述》所说：“建县后的商都，曾一度洋溢着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，故当时雁门关外、塞北上下，有‘要发财，上七台’的俗谚口碑广为流传。但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，国民党专制统治和日本侵略，导致这片刚刚开发的土地很快陷入社会混乱、经济萎缩、民生凋散的泥潭，从而迟滞了前进的脚步”。

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，商都县“承局之基，竟其未竟之绪”，努力“经略”，毕竟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人文、法治等领域皆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、有所开拓、有所前进，发生了沧桑巨变，由此撰著了县史的开山之篇，从草昧并走向开化和文明。